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
一个叛乱首领，犯的是死罪；但这一次，道光却不急着让他死。
他要张格尔活着，要他一路被押，千里迢迢从新疆运到北京，最后在午门示众，再在凌迟中送命。这不是审判，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权威展示。从西域到京师，为了让这个“叛匪”伏法，清廷真的做到了四个字——不计成本。
张格尔叛乱，动摇边疆清代中期，新疆虽被收复，却远未稳定。南疆地区民间长期信奉和卓家族，他们是昔日叶尔羌汗国的残余王族，靠宗教与血统维持影响力。虽然清廷用八旗驻防、设置伊犁将军、强化流官治理，但文化、宗教、语言完全不同，让这一地区始终心向中亚。尤其在喀什、和阗等地，对“回归和卓”始终存在幻想。
张格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场。他出身于浩罕，父亲是和卓后裔，自幼被称为“圣裔”。他不只长于武艺，更深谙教法，能操流利维吾尔语、波斯语、突厥语，并能背诵《古兰经》。这让他在中亚世界获得广泛认可。
展开剩余89%道光元年，张格尔首次组织力量，趁南疆官兵调动空隙，率部翻越喀喇昆仑山口，潜入喀什。起初只有千余人，但凭借宣传宗教名号、承诺“恢复和卓旧国”，短时间内就集结起数万支持者。浩罕汗国暗中支援物资和武器，张格尔很快建立起一支以马队为主、灵活机动的骑兵队伍。
第一次入疆未果，张格尔退回浩罕。但他没有放弃，反而吸取教训，修整军械，继续招兵买马。道光五年，他趁清廷内地爆发农民起义、西北兵力紧张之机，第二次率军进入南疆。这一次，他带来了上万人马，战术明确、目标清晰，直接攻占英吉沙尔，随后连下叶尔羌、和阗。短短数月，南疆几乎陷落。
喀什噶尔的清军节节败退，伊犁将军多隆阿上报“边关危急”，朝廷震动。清廷内部迅速开会决策，决定不再局部围剿，而是动用帝国级别军力，全疆合围。道光皇帝下旨：凡参与张格尔叛乱者一律按“大逆”处置，官兵临阵脱逃者斩。目标只有一个——不惜一切代价，剿灭张格尔。
由此，道光六年起，一场历时两年的清军反击战展开。三万大军自川、陕、甘、湘、辽五路集结，西出玉门关，分批进入天山南北。指挥官杨芳、布彦泰、哈岱等人皆是战将出身，熟悉边疆作战。粮草、辎重、铠甲、火器，由京师调度，耗费白银千万计。
战斗之惨烈，超出预期。张格尔部队机动性强，擅长打游击战，不断在塔里木盆地一带穿插反攻。清军初期吃尽苦头，多次在荒漠遭伏，兵力折损。但随着清军开始学习“步骑结合”，用火器压制马队，优势开始转变。特别是在英吉沙尔一役中，清军用三面合围战术，成功打散张格尔主力。
战事拖至道光七年，清军在喀什城外将张格尔围死。他带着残部意图突围，被哈岱军拦截，困在达坂山口。经过三日鏖战，张格尔粮尽援绝，最终被生擒。此时，他已瘦骨嶙峋，身中两箭，但依旧拒不投降。
他被锁在铁笼中，押送至喀什官署。所有将领原以为，照常规处理，这人无非就地正法。但清廷的密旨很快送到：张格尔必须活着，必须送到京城，必须在午门受审，必须“天下示众”。道光不是要他死，而是要他的“死”，成为一次全帝国震动的政治仪式。
擒拿之后，北京见血张格尔被擒之时，道光皇帝正在圆明园避暑。听闻奏报，他沉默许久，然后亲自起草一道密诏：张格尔不得处死，押解京师，秋后行刑。
这道圣旨立刻改变了整个战略部署。一方面，要保证张格尔“活着”穿越几千里路到北京；另一方面，还要防止沿途出现劫囚、刺杀、甚至骚乱。这不再是普通押送，而是一场“国家级转运”。
第一步，清廷调集精兵4280人，设“一级战备状态”，编为押解队伍。主将由陕甘总督布彦泰担任，他是一位在西北战功赫赫的老将，熟悉地形，也擅长调度兵马。副将则由正黄旗副都统哈岱出任，此人是道光宠臣，专职处理重大军政事务。
第二步，打造囚车。张格尔的囚车全木铁包、三层锁链，车内配有钉柱固定四肢，舌下压铁片，防止吞毒咬舌。囚车由16匹骡马轮流更替拉动，每过百里换车一次，确保不断档。押送中途不设接触，粮食水全部由内线传送，不允许与外人交谈。
为了避免他煽动沿途百姓，每日他还被灌“哑药”压舌，此药令人口不能言、舌麻木，行走如常但无法清晰说话。这种细节，足见清廷对信息泄漏的极端防备。
第三步，部署全线封锁。从喀什到北京，沿途经过甘肃、陕西、山西、直隶四省，每个驿站都临时调驻巡抚兵马。每入一地，该地知府必须提前三日准备粮草、封闭道路、清空民房。百姓必须避让，不得围观，否则“杖五十、押号一年”。
押送队伍白天赶路，晚上扎营，每营有哨兵40人、火器32支、马刀128把。防劫方案中，甚至拟定“若突遭攻击，先杀囚再撤军”，说明张格尔身份之敏感，不容有误。
这场押送行动，几乎动用了半个帝国的资源。官方报销单显示，仅囚车建造、药物供给、沿线调粮，就耗费白银三十余万两。兵力调动及补贴更是以“百万”为单位。更夸张的是，道光皇帝还特别拨款，从皇家内库调出一批“防刺杀锦衣卫”，秘密跟随在队伍外围，确保万无一失。
终于，在押解近五个月后，张格尔囚车缓缓驶入京师。他未发一言，面容枯槁，目光冰冷。京师百姓早有耳闻，万人空巷。清廷早已布防：东华门封闭、西华门警戒、午门升旗，城防军列阵，城楼上亲王驻守。
次日清晨，张格尔被带到午门。铁链束缚、囚衣加身，他跪在红地毯上，面朝紫禁城。这是清廷最具象征意义的公开示罪仪式。
道光皇帝未亲临，但派出军机大臣宣读诏书，罪名写得极长，“私通外虏，擅据封疆，屡拒招安，血染边城”。最后一句话，写得冷峻：“处以极刑，天下示警。”
张格尔没有反应。他低头，咬牙，闭眼。京城百姓鸦雀无声。只有那道龙旗在风中猎猎作响，仿佛在告诉所有人：帝国面子，不能丢；叛乱者，下场只有一个——血偿。
一场押解，动用半个帝国的资源清廷押送张格尔，不是普通的京察囚车，而是一次超规格的军事调度。从押解到行刑，整个过程用了近半年，穿越数省，动用数千兵力。
押送总指挥是陕甘总督布彦泰，一位战功赫赫的西北老将。他调配沿线府县兵马，设关布哨，不惜一切代价保障囚车安全。随行军官还有黄旗副都统哈岱，清军老牌猛将，专管突发事件。
为了防止刺杀、劫囚甚至起义，张格尔的囚车用整块榆木打造，外包铁皮，前后设有连环锁链。车中张格尔被钉入木枷，口中塞药，喉咙压舌，不可言语。两侧由铁甲兵护卫，三步一岗，夜间更是明哨暗哨交错，灯火不灭。
押解沿途，几乎每个县府都要临时修路、搭棚、备粮。张格尔不能与普通人接触，因此沿线村镇被封闭，每到一地，民众禁止出门，官府张贴通告，违者杖责。所需口粮、马料、护卫兵器、驮运器械，全都由中央拨银，地方报账，估算总耗不下千万两。
有地方官曾私下抱怨：“押一囚徒，耗三军之财。”但这事没人敢当面说。因为谁都知道，道光这回，是拿国力在立威。
张格尔不是一个人，他代表的是整个“异族叛乱”的象征。押他进京，就是清廷对叛乱的最高回应。不光要他死，更要他死得“有面儿”。
凌迟为终，威慑四方道光八年夏，张格尔终于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。他被送上菜市口刑场，执行的是清朝最严厉的极刑——凌迟。
这不是简单的斩首，而是一次充满象征意义的“法外宣威”。刑场设在闹市，四周高台，士兵列阵，文武官员围观，百姓挤满街巷。每一刀下去，不只是肉体痛苦，更是大清帝国向四方昭示的“国法无情”。
张格尔没有喊，没有叫。他被灌过药，无法言语。只剩一副躯体，在午时三刻一点点被“剥夺”。百姓静默，士兵肃立，法场上只听得见刃入肌骨的声音。
这个结局，是道光设计好的。
行刑之后，清廷迅速颁布《疆臣整肃令》，所有地方将领必须上报边疆动态，凡有异动，先斩后奏。京城官员纷纷上表赞颂“皇恩浩荡，叛乱肃清”，地方巡抚则加快屯垦移民，巩固边疆政权。
张格尔的死，是一个时代的节点。他不光是白山派的终结者，更是清廷权力巩固的牺牲品。他的血换来了新疆短暂的稳定，也换来了清朝最后的“边疆荣耀”。
但同时，这种不计成本的投入，也暴露了一个现实：大清的统治，需要靠极端手段维持。押送一个囚徒，动用四千人，花掉百万银，只为维持“帝国尊严”。
这种治乱方式，走得越远，耗得越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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